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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圈儿

01

1937年冬天，上海已经沦陷。梅兰芳一家困在租界里，戏不唱了，收入也断了。

先是有人登门，请他去电台播一次音。他没有答应，只说自己很快要去香港和内地演出，抽不出时间。没多久，又有人上门，劝他演几场“营业戏”：不唱堂会，不给日本人专场，就是照常卖票给老百姓看，说是“跟政治毫无关系”。身边也有人劝，唱戏是饭碗，我们唱给老百姓听，又不是为敌人演出，有什么关系呢。

梅兰芳把手里的烟掐灭，站起来说：这个口子开不得。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我们不能上这个当。

后来找上门的人越来越直接。有人开价，只要梅老板出来演一场，一百根金条马上送到府上。也有朋友劝他，为了生计，演几场吧。他都没有答应。

这个局面难就难在，看上去每一件事都不大：播一次音，演几场营业戏，讲几句话。可这些不大不小的事，一件一件接下去，人就下水了。这一年他四十三岁，正是一个角儿最值钱的年纪。

02

四十多年前，他还不叫梅兰芳。他叫梅澜，字畹华，1894年10月生在北京前门外李铁拐斜街的一座老宅里。祖籍江苏泰州，家里是梨园行，祖父梅巧玲是京城有名的青衣花旦。他父母早亡，跟着当琴师的伯父梅雨田长大。

他八岁学戏，十岁那年在一家戏馆里登台，演《长生殿》里的织女。此后拜吴菱仙为师学青衣，学的头一出戏是《战蒲关》，前后学下来三十多出。1907年，他搭上了叶春善的“喜连成”班，正式在京城唱戏。

1913年，他二十岁，去了上海，唱《穆柯寨》《玉堂春》，一下子红了。第二年他又去了一趟上海，连演四十五天，被观众选作“伶界大王”。1919年他去了日本，在东京帝国剧场演出；1924年日本关东大地震之后，他又去了一趟，是去赈灾义演。1927年，北京的《顺天时报》办了一次旦角名伶评选，选出“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

一个唱旦角的男人，就这样把名字唱成了票房的保证。

03

1930年，他去了美国。西雅图、芝加哥、华盛顿、纽约、旧金山、洛杉矶，一路演了七十二天，美国的波莫纳学院和南加州大学分别授予他文学荣誉博士学位。那一趟走下来，他还认识了卓别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从北京搬到上海。那几年他排了两出新戏，一出《抗金兵》，一出《生死恨》，讲的都是北宋末年的事，国破家亡，金兵南下。台下的人听得懂他在说什么。

1935年他要去苏联演出。有一条路是乘火车，但要经过日本人占着的伪满洲国。他给苏方的答复很干脆：不肯踏过被日本人占去的土地去苏联，要走这条路，那就不去了。苏方只好改派专轮，先把他接到海参崴，再在那儿换火车去莫斯科。到了莫斯科，原定演八场，后来加到了十五场，有一次谢幕谢了十八回。

再过几年，就轮到他自己的日子了。戏唱不成，人也走不掉。他没往别处想，挑了一条最笨也最干净的路：把自己这张脸藏起来。

04

1938年春天，他借赴香港演出的名义，带着全家搬到了香港。演出结束，剧团回了内地，他把家留在了香港。那三年他深居简出，很少露面，每天作画、养鸟、集邮、学英语；想唱的时候，得把门窗关紧，才敢小声哼几句。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也陷落了。就在日军进香港的那几天，他下了一个决心：不再刮脸。没几天，他脸上就多了一撇浓黑的小胡子。孩子问他，爸爸你怎么不刮胡子了？他说：我留了小胡子，日本鬼子还能强迫我演戏吗？

日本驻港的司令官酒井看到他的胡子，吃了一惊，问他：像你这样的大艺术家，怎么能退出舞台？他答得很平静：我是个唱旦角的，如今岁数大了，扮相也不好看，嗓子也不行，已经不能再演戏了，这几年都在家赋闲习画。

酒井后来又派人来，一定要他登台演几场，说是要表现日本统治香港之后的繁荣。他就用这一脸胡子回绝。一个唱旦角的人，靠的就是这张脸；胡子留起来，台上那个“她”就没有了。

05

1942年夏天，他回到上海。汪伪政府的褚民谊找上门，请他当团长，带剧团去南京、长春、东京巡回演出，庆祝“大东亚战争胜利”一周年。他说，我早已退出舞台了。

褚民谊笑着说，小胡子可以剃掉嘛，退出了也可以回舞台嘛。他也笑着回敬了一句：褚先生自己就爱玩票，大花脸唱得挺好，由您当团长带队去慰问，岂不比我强得多？褚民谊讨了个没趣，走了。

不久，日本人换了个说法：不登台也行，出来讲一段话总可以吧。这话听着轻，其实和登台是同一件事，只要他站到话筒前面，外面就会看成“梅兰芳也出来说话了”。他也没答应。

为了应付这场纠缠，他请一位当医生的朋友帮忙，连着给自己打了三针伤寒预防针。他本来就有过敏，三针下去，发起高烧，一连几天不退，烧到四十二度。日本人派军医上门检查，看见他盖着棉被躺在床上，床边摆着药，伸手一摸他的额头，滚烫滚烫的，没看出破绽，只好走了。

06

这八年，他一次台也没有登。没有演出就没有收入，上海和香港两头的家都要养。他先卖了北京的房子，又典当家里的古董旧物，几年下来，往年攒下的东西用得差不多了；往后靠卖画过日子，他早年跟着好几位画家学过画，这时候派上了用场。

戏园子的老板们上门来劝：梅先生，您何必卖房子，只要把胡子一剃，一登台，还愁没钱花？有人甚至说，只要签演出合同，先预支二十两黄金。上海几家戏院的老板知道他困难，也纷纷来请他登台。这些话他一句也没听进去。

他卖画挣来的钱，除了养家，还拿出一部分接济剧团里更困难的同行。

1945年，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他做的头一件事是剃胡须，然后跟大家说：胜利了，我该登台演出了。这一年他五十一岁。从上海沦陷算起，他等了八年。

八年里他没有白等。台上的那些东西，嗓子、身段、唱腔，他一天也没有丢下，只是关起门窗，在屋里悄悄地练。

07

1949年以后，他当了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又当了中国京剧院院长，还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951年，他搬回北京，住进护国寺街的一座四合院，在那里住了十年。那座院子，现在是梅兰芳纪念馆。

1959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是在那一年，他以六十五岁的年纪排了一出新戏《穆桂英挂帅》，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此后他再没有排过新戏。

1961年8月，梅兰芳在北京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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