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郑坡接到了升任警卫军第四旅旅长的任命，部队驻扎在杭州江干，任务很明确，专事练兵。郑坡是奉化人，黄埔一期出身，和蒋介石有同乡之谊，从北伐到警卫部队，这条路走下去，前面摆着的位置不会低。任命到了手里，他却把辞呈递了上去。

辞职的缘由，跟他被要求去练的兵有关。1930年前后，他听到的消息是，这次练兵是为了往南边打，去围剿井冈山一带的根据地。郑坡早年受过革命思想的启发，入黄埔也是组织推荐去的，不是靠同乡关系保举进去的。

让他去练一支专门打中国人的兵，这件事他心里过不去。他在日记里写过一层更实在的顾虑：九一八和一二八接连发生，南京、上海、杭州的学生请愿要求抗日，他在旁边看着，一边是民气，一边是“攘外必先安内”的调子，再加上前几次围剿中不少将领被俘或阵亡的消息，他不愿意把自己的力气填到这个方向上去。

蒋介石那边对辞职一事的计较，并没有就此翻过去，这层心结到了抗战爆发的时候又浮了上来，1937年郑坡亲自跑到南京，要求上前线，蒋介石没见他，理由是当年那场不辞而别，最后让陈布雷出面，给他安了个后勤的位子，“不必复用”，指的就是这一层。

从部队出来之后，郑坡把落脚的地方放在了上海闸北广中路底，在那里办起大华农场，这个念头不是辞职之后才冒出来的，1923年他就在奉化萧王庙置过地，办过一处农场，地里种的是桃树和松柏，大华农场无非是把奉化那一摊搬到了上海，地方铺得更开，摊子也摆得更大。

农场的位置离五卅殉难烈士墓不远，他十六岁那年进过上海一家日办纱厂做学徒，把农场安在这个地段，他心里是有自己的一番掂量的。

大华农场种果树、育苗，也往外卖苗。但郑坡做的事情，不止是当个卖树苗的园主。

农场里设了农书出版部，办过《大华农报》，还开过农业函授学校和实习班，把育苗、栽培、园艺管理这些事写成能寄出去、能教给人的东西。农场里另有一摊是农具制造，试制过马拉施肥机一类的器械。

他把农业推广当成一件正经事来做，果树苗、菜种、农具、虫药，几样并排着往外走。大华农场在上海地面上慢慢有了名气，踏春的人会往广中路那边去。

如果只看1930年代前半段，郑坡的样子就是一个脱了军装、在城郊经营农场的退伍军官。农场办得下去，日子也过得下去，他手底下雇着人，育苗卖苗，出报办学，这些事和带兵打仗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手艺。

淞沪会战打起来之后，守在闸北一带的八十八师，从师参谋长到旅长、团长、营长，不少人是郑坡在警卫部队时候的旧部。邓光、黄梅兴、朱赤、刘宏声这些人，在大华农场碰过头，劝郑坡出来，重新带兵。黄梅兴在淞沪战场上阵亡，邓光和刘宏声也没有回来，朱赤后来倒在南京。

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到上海，郑坡坐不住了，从上海动身去了南京，找到军委递上话，说要上前线。

蒋介石没有见他，陈布雷出面把他引到后方勤务部部长俞飞鹏那里，安排他做了副官处长，管的是人事调配和部里的日常杂务，再往后就跟着俞飞鹏在上海、南京、武汉几个战区之间来回跑，盯兵站，盯物资的来路和去处，一个黄埔一期的旅长，绕了一圈回来，头一件差事落在后勤上。

郑坡在这个位置上没有撂挑子。1940年他调任第十四补充兵训练处处长，所部在甘肃平凉开展整训，受胡宗南统辖，之后他还先后在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与西北训练团处理过办公厅相关事务。

从农场到兵站，从兵站到西北的训练机构，这条路和他当年在警卫部队带一个旅的轨迹完全不同，但仗打到那个份上，后方往前线送人送物资的链条，总得有人去接。

1942年春天，缅甸腊戍的方向出了大事。杜聿明的部队在那边溃退，戴安澜阵亡，蒋介石急电郑坡，限他五天之内赶到腊戍接应，同时接收美国援助的物资。

郑坡带人赶到的时候，杜聿明部的去向已经联络不上，他临时把手里的人编成一个战斗团做后卫，其余的人抢运武器、汽油和弹药，在日机轰炸下面把能带的东西带过了怒江。怒江那条线稳住了，昆明和后面那条空中物资通道就没有被直接顶到面前。

1943年，军事委员会在大理设了滇康缅边境特别游击区总指挥部，郑坡被任命为总指挥，少将衔，归第十一集团军宋希濂的系统，负责滇西北高黎贡山一带对日军的游击作战。他手里这支队伍的成分很杂，有正规部队，有收编的当地土司武装，有招来的少数民族青年，还有美军联络参谋组和医疗队跟着行动。

他在游击区办了一件事，是开训练班，自己当团长，讲游击作战的原则，把滇西的地形拆开来讲，再把部队按地形重新编排。1944年滇西反攻，郑坡的部队往片马、托角方向打。片马那个地方前临峭壁，只有山间小路能走，日军把迫击炮弹当路雷埋在道上。

郑坡带着人夜间摸上去拔掉那些炮弹，拂晓发起冲击，打了几天没有拿下来，他又带主力绕道贡山北路，从怒江东岸往北走了三十多里，翻过海拔四千米的垭口，绕到日军侧面。他在回忆里写过垭口上的情形：空气稀薄到点烟吸一口就灭，大松成林，往下看怒江像一条带子。

片马最后有没有在他的手里拿下来，各处的记述不完全一致，但滇西反攻期间他的游击部队在这一带的活动，是记在远征军序列里的。抗战胜利之后，国民政府给他颁了一枚“忠勤勋章”，授了中将衔。

勋章拿到手里之后，军委又下了一纸任命，让他去中央训练团将军班第三组当组长。郑坡没有接。他当年辞职是因为不愿意练打中国人的兵，抗战打完，他在这条底线上没有挪动位置。他以病请辞，脱离了军界，1946年2月干脆连党员登记也没有去做，退出了国民党。

他回到了大华农场。上海那一摊在日据时期被占过，农场的地上修过日本阵亡将领的纪念塔，奉化和三门湾的几个场子也在战乱里荒掉了，十年的经营被磨得七零八落。

胜利之后上海市政府核准把沪场的土地全部收回，郑坡把旧日的职工召回来，从残存的母本上重新育苗，又恢复了农具制造，把果树苗、菜种、农具、虫药几样重新摆上轨道。

1949年之后，郑坡没有走。他留在了大陆，大华农场继续办着。1950年代，农场里试制过马拉施肥机，后来还有一台型号标着ZP-1的机器送到农业展览上去。晚年他搬到上海和儿子住在一起，腿脚还走得动的时候，仍然会往郊区的田里去看。1973年，郑坡在上海去世。

从1931年递出那份辞呈，到1973年在上海离世，中间隔了四十二年。这四十二年里，他办过农场，管过兵站，在怒江边上带过一支杂牌游击队伍，打完仗回来接着育苗、造农具。

蒋介石那句“不必复用”，在1937年把他挡在了南京的门外，让他从后勤的副官处长做起；而他自己从1931年起就没有再把带兵打仗当成唯一的一条路，农场里的函授学校、农报、施肥机和那一批又一批卖出去的果苗，是他自己选的那条路。